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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子玉

大明在英宗时期遭遇土木堡之变的军事惨败本质原因还是决策的问题，当时，皇帝没有独立的决策能力，而内阁又无强势人物主持，所以大明的决策权就转移到了司礼监。由于宦官的素质也相当有限，所以其决策必然会造成不可控的后果。因此，土木堡之变悲剧的根本原因还是，大明政治结构的失衡。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废掉了元朝的丞相制度，并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敕谕群臣：“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

大明政治变为由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的格局。不过，这里存在一个问题，这套体系要正常运转就必须保证大明皇帝始终具备朱元璋这样的强人素质，但这又根本不现实，因为，朱元璋的能力是在腥风血雨的极端环境中练出来的，而其子孙却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既缺乏在真实的应用场景中实践的机会，在长期和宦官、宫女相处的过程中认知又不能得到提升，反而会养成奢靡、享受的作风，在能力层面只会退化。

对此，朱元璋也有自己的深刻认知，他在洪武十年（1377）的一条上谕中有这么一段话：“自古创业之君，历涉勤劳，达人情，周物理，故处事闲当。守成之君，生长富贵，若非平昔练达，少有不谬者。”

也就是说，雄主体质其实都是艰苦环境的倒逼和刻意练习的结果，为什么朱元璋总是主动给太子朱标创造实践的机会，其实就是让其在实践中总结当皇帝的经验，将来能够有能力驾驭帝国这艘巨轮。

但不是所有的皇帝都会给太子创造实习的机会，也不是所有的太子都愿意主动将自身融入实践的应用场景中。

再说，朱元璋也不能保证以后的皇帝都是盛年即位，历史上小孩子继承皇位也是常态，朱元璋自己就遭遇了太子朱标盛年而死皇太孙朱允炆年龄太小的困局。这也是朱元璋政治设计的漏洞之一。

也就是说，大明皇帝素质递降是必然，朱元璋设计的这套体系也必然不能维持下去，在皇权不能独立决策的情况下一定会产生新的决策机构。

所以，等到朱棣即位之后就立刻任命原翰林院的词臣解缙、黄淮、胡广、杨雄、杨士奇、胡俨、金幼孜等七人值文渊阁，参预机务，内阁作为一种建制正式在大明政治中出现。

永乐元年（1403）九月，“特简讲读、编、检等官参预机务，谓之内阁”。

要知道，成祖也是在战争中成长、锻炼出来的强人，其能够以藩王的身份发动靖难之役夺了建文帝的皇位就足以证明其能力，他都不能应付皇帝工作的冗繁，可见当时皇帝工作的压力之大。

对此，我们可以参考一组数据：在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时间里，内外诸司的奏章一共有1660份，包括3391件事，当时，朱元璋都感觉应付不过来，因此发出了“朕一人处此多务，岂能一一周遍”的感慨。

你想，既然朱元璋都应付吃力，那么朱棣在能力和心力都不如父皇的情况下肯定会援引助手，在制度层面做相应的变通。

其实，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1382）的时候就已经援引宋朝制度，设殿阁大学士备顾问以分担自己的工作压力，朱棣即位之后只是将其进一步制度化而已。

虽然此时的内阁成员名义上也只是顾问的角色，品秩也不超过五品，但在实际参与政务的过程中他们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比如当时的杨荣和杨士奇都被成祖引入决策层，据《明史》记载：“军务悉委荣，昼夜见无时...凡宣诏出令，及旗志符验，必得荣奏乃发。”

就连成祖自己都说：“天下事咸朕与若等同计，非若六卿之分理也。”

当时的内阁成员不仅参与重大事务的决策，还用手中的笔杆子替皇帝发布一系列施令，其对大明政治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六部。

不过呢，成祖绝不仅仅只是以内阁为工作的援手，由于其是通过发动靖难之役夺取的皇位，所以，他也是以发展内朝的方式来制衡外朝的六部以稳固皇权。

这是历史的传统，“以小制大，以内制外”几乎贯穿了帝制的全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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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在成祖时期开始形成

图源/剧照

等到仁宗即位之后他也就顺理成章按照永乐年间的模式维持大明政治的运转，天下事都是他和杨士奇、杨荣这些老臣商量着办。不过，仁宗在位却不过一年，宣宗即位之后由于年龄、经验等各种因素的限制也只能更加重用内阁大臣。

据史书记载：“宣宗内柄无大小，悉下大学士杨士奇等参可否...自是内阁权日重。”阁权已经完全在六部和督察院之上。

当宣宗驾崩，九岁的英宗即位之后，英宗在没有独立的决策能力的情况下也只能将决策权完全下放给内阁，成为垂拱而治的角色。这一点，从太后当时对英宗说的话就能得以验证：“此五臣，三朝简任，俾辅后人。皇帝万几，宜与五臣共计。”

太后口中的五臣包括：英国公张辅、尚书胡濙、杨士奇、杨荣和杨溥。

如此，我们就可以对大明内阁制度的发展作以规律性总结：内阁制度是随着皇帝素质的递降而逐渐发展成熟的，从最初的顾问角色发展为最终的决策者，进而成为正式的决策机构。属于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

不过，在永乐、宣德年间，内阁还尚无独立性，只是作为协助皇帝决策的角色，直到正统之后才成为大明的政治中枢，最终在嘉靖年间正式定型，用嘉靖的话来说就是：“此官虽无相名，实有相职。”

而且，在永乐、洪熙年间时，“批红”都是皇帝亲自执笔，从宣德年间开始，内阁才有了“票拟”的权力，正统之后，正式成为制度。

从这也可以看出大明皇帝素质的递降，这是不被人的意志所决定的事。

但是呢，随着内阁逐渐外朝化，掌握了核心权力，大明也有必要对内阁进行制衡，于是，宦官政治又走上历史前台，成为制衡内阁的所谓的“内朝”。

当然，司礼监太监也是为了分担皇帝“批红”的压力。

如此，大明就形成了宦官和内阁相互制衡的格局，只要这套制度能够平稳运行，大明皇帝就完全可以躲进深宫干自己的私事，这就是明朝为什么许多皇帝不上朝帝国却还能正常运转的核心原因。

而且，只要内阁成员的素质始终在线，大明政治在运行过程中也不会出现大的差错，帝国完全可以按照既有惯性维持运转。更重要的是，无论司礼监的宦官还是内阁首辅的进退和权力大小都完全取决于皇帝对他们的信任程度。

大明皇帝既可以躲进深宫按照自己的意志享受生活，也能将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这就是嘉靖和万历为什么几十年不上朝却还能始终掌控权力的核心原因。

不过呢，大明皇帝的素质会递降，内阁也会出现人才断档的情况，只要内阁的精英不能形成接力，那么大明的政治就会失衡，成为宦官集团一家独大的格局，如果此时的皇帝没有独立意志，那么就极易造成决策失误。

这就是杨荣和杨士奇后来赶紧将侍读学士苗衷、侍讲曹鼐和马愉引入内阁的核心原因。

但是吧，杨荣等人不管是能力还是个人威望都是经过了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是从太祖晚年开始崭露头角，并经过建文、永乐时期逐渐成型的，杨荣等人此时培养新人明显已经来不及了。

这一点，王振当时已经看出来了，因此才会对杨荣和杨士奇说：“朝廷事久劳公等，公等皆年高，倦矣。”

王振认为，等杨荣等人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大明的话语权必然会落到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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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杨退出之后必然是王振掌权

图源/剧照

果然，当太后和三杨相继去世之后，新任内阁成员根本就不是王振的对手，大明的决策权逐渐向司礼监倾斜，王振开始借助英宗这个傀儡来行使自己的意志。

而现实又是，王振不管是个人操守还是能力都不能与三杨相比，英宗此时又没有独立的决策能力，加上在感情上又极度依赖王振，所以就听任王振的摆布，最终造成了土木堡之变的悲剧。

也就是说，土木堡之变悲剧发生的本质原因是，皇帝没有独立的决策能力，被宦官所摆布，因决策失误造成了帝国的重大损失。

由于皇帝素质的递降是必然，那么土木堡之变悲剧发生的深层原因就是，帝国政治的失衡。

在这次悲剧事件中，由于勋贵集团基本被团灭，故而文官在失去制衡的情况下一朝崛起，皇帝为了制衡文官，又不得不进一步发展、壮大内朝，极度依赖宦官政治，又加剧了帝国的内耗。

最终，帝国亡于宦官和文官的内耗。

这一切，都是朱元璋当时所根本无法预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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